從民營企業遍地開花，到混合所有制企業快速興起，我國環保行業正經歷重大變革，據統計，在2020年環保企業20強中，有18家是國資控股、參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純民營企業僅剩2家，混合所有制企業逐漸崛起，成為了環保產業的主流。
“不能將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崛起，簡單的理解為‘國進民退’，而是當前中國環保產業發展和核心競爭力構建的必然要求，有其特有的內在邏輯”，原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趙華林在“2021（第十九屆）水業戰略論壇”上指出。論壇上，趙華林對近年來環保產業大熱的“混改潮”，分享了獨到的觀點與思考。
趙華林
環保混合所有制企業崛起是產業發展必然要求
近年來，國有企業紛紛參股、控股一些頭部環保民營企業，或者和民營企業合資成立環保企業。經統計，在2020年環保企業20強中，有18家是國資控股、參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純民營企業僅剩2家。
“需要正確認知環保產業的混合所有制”，趙華林指出，環保產業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崛起，縱然有“去杠桿”等外部金融環境帶來的影響，但這些因素只是催化劑，不是根本原因。“不能將混合所有制改革簡單的理解為‘國進民退’，環保產業混合所有制經濟崛起，是當前中國環保產業發展和核心競爭力構建的必然要求，有其特有的內在邏輯。”
環保產業的三個重要發展階段
趙華林指出，環保產業、環境保護、經濟發展三者是相互適應的關系，環保產業的發展依賴于環境需求的發展和環境政策的演變。同時經濟發展作為其中的根本因素，決定了環境需求的發展，推動環境政策的演變。
由于目前我國的經濟已經發展到了向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邁進的新階段，因此我國的環境保護事業以及環保產業都發生了根本性、歷史性、轉折性的變化。
環保產業、環境保護、經濟發展三者相互適應
趙華林表示，經濟發展過程是環保產業演變的過程。根據“錢納里工業化階段理論”，經濟發展大致分為以下六個階段：即“不發達經濟階段”、“工業化初期階段”、“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后期階段”、“后工業化社會”和“現代化社會”。這六個階段對應的污染排放、居民環保意識、機構改革、環境政策、環保產業發展等多方面都各具特點。
如在不發達經濟階段，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沒有或極少有現代工業，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因為幾乎沒有工業污染排放，污染存量水平低，也不存在對環境質量的需求和環保意識，沒有環境政策，自然也沒有環保產業。
工業化初期階段，對應于“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論”的經濟準備起飛階段。環保產業在少數人的需求和政府要求的末端排放治理政策強壓下產生了，產業集中于用于末端治理的設備生產上。
到工業化中期階段，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大規模發展是支持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因素，制造業內部由輕型工業迅速增長轉向重型工業迅速增長。此時，簡單的末端治理已經無法控制污染排放和不斷加劇的生態破壞，政府環境保護政策聚焦于總量控制。總量控制政策將會催生環保行業迅速發展，環保產業也從末端治理設備的生產拓展到設計和工程服務等。
進入到工業化后期階段，第三產業特別是新興服務業，如金融、信息、廣告、公用事業、咨詢服務、旅游等，開始由平穩增長轉入持續高速增長，并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在這一階段，重化工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污染排放和生態破壞已到峰值，開始躍過環境庫茨涅茲曲線的拐點。全面的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需求，改變了以往聚焦于點源治理的模式，關注區域性、系統性治理，催生了環保產業繁榮和壯大，環保產業鏈從設計和工程服務進一步拓展到投資運營以及識別、規劃、集成的一級開發等。
進入到后工業化社會和現代化社會，制造業內部結構由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向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轉換，第三產業中的知識密集型產業也占據主導地位。民眾和政府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轉向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生態問題方面，比如生物多樣性、碳排放與氣候變遷、對后發國家的供應鏈提出環境標準等。
而在環保產業的發展方面，我國經歷了三個重要的階段：
第一階段大致在1990年之前，環保產業集中于工業三廢末端治理設備的生產。雖然國家高瞻遠矚，將環境保護上升為基本國策，但地方政府往往將環保讓位于經濟增長，排污企業對末端治理設備的需求形式重于實質，客戶關系和渠道成為競爭關鍵，這導致環保產業處于自發、無序狀態，產業市場狹小、技術落后，形成以小微企業為主的市場結構。
第二階段大致是1991年-2010年，城鎮化和重化工業的發展導致生態環境急劇惡化，總量控制政策推動了圍繞重點污染源的綜合性污染治理和市政領域污染治理。我國環保產業范疇由以末端治理的設備制造為主，擴展到覆蓋環保產品、環境服務、清潔技術產品、資源循環利用四大領域。
在這一階段，環保產業逐漸崛起一批龍頭企業，龍頭企業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通過充分市場競爭、以設備和工程服務低成本為優勢的民營企業；一類是提供地方性市政領域環保服務的地方國企；還有一類是依賴于系統內環保治理需求的重化工行業央企環保子公司。
在第三階段，中國基本上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環境保護意識深入人心。以前存在的問題得到了很好解決，考核、追責機制逐步完善。環境政策轉向全面生態環境質量改善，關注重點從原先的污染點源治理，轉向了生態系統穩定性提升、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和綠色生產、生活方式轉型，政府綜合環境需求越來越緊迫，生態環境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成為重點。
趙華林指出，這些環境政策目標和要求將環保產業推向新的發展階段。環保產業業務領域更加細化，覆蓋全產業鏈“預防—監測—治理”，覆蓋水、大氣、土壤等多領域，覆蓋多個行政區的區域化、系統化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環保產業鏈進一步拓展到投資運營環節，甚至到識別、規劃、集成的一級開發環節。由于地方公共財政能力的限制，BT、BOT、PPP等投資運營模式應運而生，政府公共需求采購的環境績效合同服務逐步成為主導。
混合所有制兼容兩種所有制優勢，國企民企共同發展
趙華林表示，無論是民企還是國企，各自都有優劣勢。比如對于國企而言，在頂層結構設計和系統整合能力上、在融資平臺和融資能力的建設上、在與政府對接談判的議價能力上都具有明顯優勢。
部分民營企業在參與生態環境相關的PPP項目時，需要投入的資金量過大，自身在融資平臺建設和融資能力方面不足，與政府的議價能力和供應商的整合能力不強，短貸長投，會導致資金鏈斷裂。
而對于民營企業而言，靈活的經營機制和嚴格的激勵約束機制，使得其在設備生產環節的性價比競爭方面、EPC環節的成本控制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
因此，市場競爭的需要，催生了能夠兼容兩種所有制優勢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崛起，將國有企業的規范與民營企業的靈活、國有企業的公平與民營企業的效率、國有企業的監督與民營企業的激勵有機融合，能夠促進環保產業健康發展。
在趙華林看來，混合所有制是兩種所有制企業共生共融的合作模式。國有企業具有雙重性，即經濟屬性和整治屬性。特別是在生態文明建設這類收益率偏低的領域，需有擔當和作為，以及發揮引領產業升級轉型發展示范帶動的作用，而民營企業則應利用自身優勢做好支撐，分享產業發展紅利。
“改”才是目的，成功的“混”應具備三個核心
趙華林指出，成功的混改具備三個核心特點：一是價值觀相契合。趙華林形容道：“混改有點像談戀愛，央企民企在尋求混改的過程中，就像在找對象，三觀不合，以后的‘日子’就會很難過”；二就是要有戰略協同；三是實力有保障。
同時趙華林指出，國企的混改是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在混改的過程中，對于國有企業而言，關鍵在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為國企提供了經營機制保障。國企通過引進非公有資本投資者來推進運營機制改革，特別是深化長期束縛國企發展的三項制度改革，具體來說，就是實現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構建市場化選人用人機制、市場化用工制度和市場化薪酬分配機制。
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混改有三點優勢可以補充短板：一是充分利用國有資本的融資能力優勢，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能夠參與到長周期大投入的環境基礎設施領域投資運營中；
二是充分利用國有企業規范的運營管理制度優勢和監督能力，推動企業管理規范化，保證了企業的平穩運行；
三是充分利用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天然的親近關系，提升項目的獲得能力和議價能力。
環保產業進入新階段，如何做好混改？
目前，環保產業已經發展到“建設美麗中國，改善環境質量，建立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全新階段。而新階段環保產業具備三個特點：即技術創新速度加快、創新的要素聚集程度更高、創新性人才需求大大增加。也因為如此，靈活高效的激勵機制尤為重要。
同時趙華林指出，如今綠色環保產業已成為央企戰略性產業布局最集中的行業之一，目前已經有半數以上的央企，積極布局了環境板塊，但要切忌一擁而上，要避免重復、低端、盲目建設，避免過度、無序、惡性競爭。“在混改過程中，文化的融合、制度的融合，人的融合是最為重要的，”趙華林表示，“保障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健康發展，就是要建立完善的治理結構，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的積極作用，同時依法保障混合所有制企業自主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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